2012 年的七月,香港、內地、乃至國際的新聞紛雜多樣。以我們這個住有剛滿七十億人(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數字: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international/)而又資訊流通空前發達的地球村而言,新聞紛雜多樣本也正常不過,惟不知何故,這些紛雜多樣的新聞中,似乎煩人的多,怡人的少。國際新聞如是(敘利亞內戰升級至反總統阿塞德叛亂爆發16個月以來最激烈的軍事衝突;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發生槍手在戲院內血腥槍殺手無寸鐵的電影觀眾)、內地新聞如是(北京七月二十一日發生受災人口達190萬人受災面積達1.6萬平方公里的大暴雨;中國多處暴雨成災,長江重慶段出現1981年以來最大洪水;貴州省遵義仁懷市2000多民眾騷亂;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區18歲喇嘛洛桑羅金自焚而死),本港新聞也如是(新上任問責團隊中的發展局局長任職不足半月即被廉署檢控;十號風球強風襲港導致580宗榻樹、130多人傷、 輕鐵電纜及多輛汽車遭大樹打中;政府一意孤行按計劃於九月在小學推行國民教育導致數萬人上街抗議)。少數的怡人新聞,恐怕就只是倫敦奧運會開幕、香港書展等。

香港書展於7月18至24日舉行、北京雨災於7月21日發生、香港於7月23日遭十號風球吹襲、抗議港府推行國民教育的遊行於7月29日發生。這幾起事件沒有什麽關連,更不像與本帖題目有關係。既然如此,何以老側在推介《如秋水長天》這篇文章時,要提及這些新聞呢?原因是:《如秋水長天》這篇文章,是內地作家慕容雪村於七月的香港書展中藉「名作家講座」這個平台發表的。而老側之知道有這樣一篇文章,是看了香港傳媒工作者林天悟7月30日在《信報》發表的文章《「你懂的」,香港不要懂!》(見帖末附文)。該文章引述了《如秋水長天》部份內容,提及中國官員在北京水災中如何竭力隱瞞受災程度特別是人命傷亡,乃至於壓制內地傳媒報導北京受災情況,令廣州報章《南方周末》七個記者在北京跑了兩千多公里採訪而成八個版篇幅的二十四個雨災死難者家屬的訪問在「北方派過來的大腿」壓力下被上級抽調而不能見報,從而談到香港的國民教育如何有可能「教出一批理論和現實不分的愚民」而非反對不可。老側看完林天悟文章中數段《如秋水長天》的引文後,覺得要看一看《如秋水長天》全文,並瞭解一下其作者慕容雪村,因而上網找到了慕容雪村這篇在書展上的發言稿。讀畢全文,則覺得基於「好東西須與眾分享」的理念,有責任借此部落向眾粉絲介紹《如秋水長天》及慕容雪村。此乃本帖面世之因由也。

老側對慕容雪村認識不多,僅能引述在網上找到的資料加以介紹。此君在其新浪輕博客 Qing 中自我介紹為(原文乃簡體字):「一窮漢耳,一鈍漢耳,一痴漢耳,無以為生,賣文苟活。寫此世,寫我心,不求聞達。濁世濁矣,清白自活。」(http://qing.weibo.com/hawking)。網上「百度百科」有介紹此君的條目,網址為:http://baike.baidu.com/view/32179.htm。條目的引子是這樣介紹他的:「慕容雪村,70後網絡作家。2002年初開始在網上發表小說《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伊甸櫻桃》。2003年獲中國新銳版年度網絡風雲人物。《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已被拍成電影《請將我遺忘》。2009年底,慕容雪村臥底進入傳銷集團,上演一齣真實版“無間道”。他將根據這一親身經歷,寫作揭露傳銷的紀實作品《中國,少了一味藥》。該書於2010年12月出版。」(原文為簡體字。)此條目引子之下還有「個人簡介」、「主要作品」、「作品風格」、「主要經歷」、「亮點特色」、「經典語錄」、「臥底傳銷23天」等部份,本部落粉絲如有興趣多認識慕容雪村,可點擊以上連結。

至於《如秋水長天》一文,最理想當然是粉絲們將此文從頭到尾看一遍,然後建構自己對文章的看法,如此則不怕受老側之偏見影響。全文見本帖末附文(一)。要是沒有時間,想快餐式地對此文有點概念,則可看林天悟的文章《「你懂的」,香港不要懂!》。此文見本帖末附文(二)。要是還是沒有時間,想更快餐式地得知《如秋水長天》的梗概而又不怕受老側偏見荼毒的話,則可繼續閱讀本帖餘下的正文。

《如秋水長天》全文長約八千字。除了首兩段長約六百字的引文外,其餘部份大概而言可分四個部份。第一部份篇幅約為三千二百字,集中分析「大陸居民在長期專制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按慕容雪村分析,這些「獨特人格」有四種,他分別名之為「麻木人格」、「事實接受障礙」、「奴僕人格」、「雷區人格」。在第二部份中(約七百字),慕容雪村分析大陸居民如何因著「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因而形成上述的四種「獨特人格」。第三部份(約一千八百字),慕容雪村寫出了他對政府與人民之間關係的看法。最後一部份,幕容雪村寄語「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制度中」的「體制內人員」,多點發揮自己的同情心和良知,少點製造仇恨,否則「總有一天它就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

以下,老側嘗試引述幕容雪村的文字,就上述四個部份作更多快餐式說明,並結合當前香港及內地的狀況,供本部落粉絲思考(棕色文字乃慕容雪村文章中的文字)。

慕容雪村口中的「麻木人格」是怎樣的?這種人「不再考慮這種【悲慘的】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他們幹什麼都「閉著嘴」,因為他們感到「惹不起」。然而,「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慕容雪村舉了去年十月十三日發生於佛山市的「小悅悅事件」為例,認為當時沒有向被汽車輾倒的兩歲女童小悅悅施予援手的18位路人,代表著一個龐大的、極不善良的群體,其成員「會怒斥身邊的乞丐,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自己的親人也絕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名」」。換句話說,擁有這種「麻木人格」的人,並非真的完全麻木。他們只是對社會上的不公義現象麻木,而對於受害於不公義現象的人,他們則會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對之落井下石。更可怕的是,這種有「麻木人格」,會發展成「反社會人格」。這時候,這些人「會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對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徹底的懷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他們從麻木變得極為易怒,「一點小事就會使他怒火萬丈」,然後他們要報復,而「報復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

第二種人,是患上了「事實接受障礙」的人。這些人「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慕容雪村舉了三個例子說明這類人的情況:那些仍然相信毛澤東是「人民的大救星」的人、那些仍然「懷念文革」的人、那些不相信五十年代後期中國發生過「大饑荒」的人。慕容雪村指出,這些人之所以不接受有關事實,已經是個能力問題了。

第三種人格,是「奴僕人格」。這種人格是怎樣培育出來的呢?是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既然如此,「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在政府長期的仇恨教育燻陶下,他們「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暴奴眼中,「自由」、「民主」、「人權」等人類核心價值「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近十多年來在中國出現的「憤青」,就屬於這種暴奴。這種人本應被視為危險人物,可在內地,「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結果?難保不會引火自焚:「只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燬一切」。

第四種人格叫「雷區人格」。「雷區」者,佈滿地雷的區域也。既然佈滿地雷,那就任何的舉動都可能觸動地雷而遭殃了。「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艱難的經營中,工商、稅務、治安、消防、衛生防疫……幾乎每一種權力都可能讓他關門,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發展出這種人格的人會怎樣?他們在缺乏安全感的驅使下,「大多沒有長期計劃,只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生活中,都湧現出大量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行為,官員拚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開始轉移財產,或者拚命地揮霍,完全不去想明天會有什麼後果」。當前內地流行「裸官」一詞,指的就是此類藉手上的權力盡情搜刮民脂民膏,儘快積累大量金錢,並安排妻子兒女移居外國的官員。

上述的四種「獨特人格」是怎樣形成的?慕容雪村認為,那是拜「制度的催化和教唆」所賜,拜「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所賜,本來一個好好的人,逐漸失掉本心、忘掉本能,最終「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既然忘記了自己是人,相信自己是國家(或黨)的附屬、奴僕,則不會覺得自己有天賦的人權。由是,內地有些人可以是如此真心誠意地表現的:「只要談起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有許多人衝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他們即便是受侮辱與被損害,也「為他們所受的侮辱與損害找各種理由,做各種辯護,他們甚至會為這侮辱與損害歡呼」。換言之,要避免發展出上述的四種人格,從根本開始是不能忘掉自己是個擁有天賦人權的人;而要避免自己忘掉了這一點,就是要抗拒那「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此亦是何以最近香港一些學生、家長、教師那麼反對在香港的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的原因。因為這些人從政府向學校推介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看到,香港政府要學校推行的國民教育,就是「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最終香港的下一代將忘掉自己是人,從而發展出慕容雪村所歸納的四種人格。

就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而言,慕容雪村引述托瑪斯•潘恩(即 Thomas Paine,英裔美國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動家、理論家、革命家、激進民主主義者。)的說話,認為「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惡。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惡」。政府與人民之間,政府藉徵稅自人民中得到經費,因而,人民是僱主、政府是雇員。雇員表現不稱職,僱主自然有資格加以責難,甚至更換雇員:「政府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錢包裡拿出來的,所以要隨時查它的賬。如果你的清潔工說他買一條掃把要幾萬塊,你就該指責他貪污。如果你的清潔工拿你的錢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你就應該指責他腐敗。如果你的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煙,你大可以這麼想:換個人來掃地會不會更好?」既然這樣,那就更加沒有人民要向政府作出奉獻、犧牲的理由。運動員在奧運場上經過自己多年的辛勞奪得了金牌,那是自己的光榮,無須將光榮交給國家,說自己為國爭光了。一個政府,要是不斷要求公民為其犧牲、奉獻,那這政一定是本身沒能履行其職能。慕容雪村說:「幾十年來,大陸政府從未停止過要求人們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事發之前都曾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就越厲害,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

慕容雪村進而談到傳媒工作者的功能。傳媒工作者是否就不應報導所謂「負面新聞」呢?七月二十一日的北京水災,在中國當局而言,連災情也視為負面新聞,專制機器要求全國媒體只報導政府人員如何救災,因為那才是其眼中的「正面新聞」。慕容雪村認為,「「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惡劣的行為、糟糕的結果報導出來,只會讓人們提高警惕,而不是爭相效仿」。例子之一,是小悅悅事件:「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

《如秋水長天》最後一部份,慕容雪村寄語「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制度中」的「體制內人員」,多點發揮自己的同情心和良知,少點製造仇恨。什麽是「與人類為敵的制度」呢?慕容雪村舉了納粹政權與北朝鮮政權為例。他沒有說北京政權,但意思是很清楚的了。他說,為這類體制效力,「常常只有兩種結果:一、只有害處,沒有益處;二、少有益處,多有害處」。這害處和益處,當指對民眾、對人類而言。然則害處、益處的多寡,受什麽支配呢?慕容雪村沒有明說,但從其文字看,大抵有兩大因素。一、是當一個人在體制中效力時,他(和她)所處是否在高位,是否手握大權;二、是他(和她)是否能「發揮自己的同情心和良知」,從而「少點製造仇恨」。用佛家的話,即是否多發慈悲之心,少行惡業。

在這種「與人類為敵的制度中」當一個「體制內人員」,越在高位(權力也就越大),能作的惡業也就越大。慕容雪村說,「如果你的工作只是辦個文、發個照、填個表、抓個賊,那麼你和罪惡的關係並不大」。即便如是,他還是希望這體制內人員在對待民眾的時候,不要「惡意地刁難他們。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不要讓他們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們養活你不容易」。然而,有些「體制內人員」因著其職位性質或權力而會影響別人的,則這些人員應當小心自己的言行、自己的操守。例如,「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

慕容雪村特別指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老側讀到這裏,覺得那是針對老師(老師當然是「體制內人員」嘍)在課堂上是否應當以《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為藍本去向六至十一歲的孩子們進行國民教育而說的,也是針對在更位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應否硬推國民教育而說的。為免不同行業中的「體制內人員」多行不義,慕容雪村向他們作出這樣的呼籲:「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要是這些「體制內人員」覺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光榮、偉大、正確的呢?慕容雪村說:「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不管如何自以為正確、正義,最要緊的是,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千萬不要製造仇恨、散播仇恨的種子。慕容雪村舉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江蘇某監獄曾經發生過一出真實的慘劇:有位獄警無故毒打囚犯,那個囚犯說:你管我、教訓我,我可以當你是在工作,現在你動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麼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間的私事。現在我不敢還手,但你記住,遲早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幾年之後,這位獄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監獄門口」。這囚犯將仇恨延伸於無辜的孩子的報復行徑,固然令人髮指,但事件也說明,藉著身為「體制內人員」而弄權,欺壓無權者,那是在製造仇恨,而仇恨往往有如澳洲土人所用的回力棒(Boomerang)那樣,擲出去後會飛回來。慕容雪村語重心長地告誡這些「體制內人員」:「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法律虛弱無力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你也不擁有長久的、絕對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王立軍、薄熙來過去半年來的經歷,正好給以上話語作一註腳。

客觀世界紛紛擾擾,不公義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正如慕容雪村所說:「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老側認為,這描述不僅適用於內地,在較輕的程度上也適用香港。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可以如何自處呢?慕容雪村的建議是:修心。修我們自己的心。每個人要是能這樣,這世界就能澄明透亮很多。「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這時候,我們要好好保護本有的慈悲之心、清涼之心,「時時拂拭,勿留塵埃」,使之「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淨。」

到此,老側快餐式解讀《如秋水長天》勝利完成!粉絲們讀到這裏如發覺受騙,覺得這解讀長篇累贅,一點也不快餐式,則請儘快醒悟,不要追求快餐文化,轉往細讀《如秋水長天》原文,則所得比定比看以上解讀多很多。

解讀《如秋水長天》之餘,結束本文章介之前,老側尚有兩樣東西想做:一、為此文章解題;二、談一下慕容雪村沒談及的一個問題:在一個「塵土遮天、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臭味」的社會中,非「體制內人員」當如何自處。

先為《如秋水長天》解題。解題者,解釋題目也。此文題目是「如秋水長天」。「如」者,「若」也、「猶如」、「像」也、「似」也,沒什麽好解釋。有趣的在與「秋水長天」。這當中當可分為「秋水」和「長天」兩部份。「秋水」當指「秋天的水」;「長天」當指「深遠廣闊的天空」。「秋天的水」和「深遠廣闊的天空」有什麽特別?老側認為沒什麽特別,直至此兩詞出現在唐代詩人王勃的大作《滕王閣序》中。王勃在此作品寫出了「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此千古傳誦的一句,自此「秋水」和「長天」也就變得文雅優美了。按《滕王閣序》全名是《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因此「秋水」應當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即「秋天的水」,並無更深奧的意思。可是,慕容雪村在《如秋水長天》一文的結尾中,給「秋水」和「長天」兩詞注入了新的意義,就是清淨。他希望人們能好好守護固有的慈悲之心、清涼之心,使它們時刻保持清涼、潔淨。也許慕容雪村視此為抗擊污染的根本大法,因而冠其文章以《如秋水長天》之名也。(兩個題外話,以示老側之見聞廣博: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影星蕭芳芳拍過一部在台灣上映的國語連續劇,其名字就叫《秋水長天》(沒有「如」字)。二、「落霞與孤鶩齊飛」一語,構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大疑惑,因「鶩」乃「野鴨」,而野鴨飛起來總是一大群一大群的,那又何來「孤鶩」(即單一只)與落霞齊飛呢?原來《滕王閣序》有日本版,在此日本版中,此句為「落霞與孤霧齊飛」,如此則「落」與「孤」、「霞」與「霧」,「霞」、「霧」齊飛,如此則排比較工整,文義也較通。)

解題完畢,最後談談如老側等「非體制內人員」,當如何在一個「塵土遮天、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臭味」的社會中自處。就香港目前的環境而言,「塵土遮天、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臭味」的情況還算不上很遭,可很不幸地,自九七主權回歸後,這方面的趨勢似乎是走向負面多於走向正面。此中原因複雜得很,非老側之功力所能說得清楚。但最近數年,我們確乎看到香港的政治經濟體制在走向骯髒和腐爛的方向。近日政府漠視民眾的憂慮,一意孤行要在九月在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是最新的一個例證。面對這種趨勢,非體制內人員該如何自處?以下是老側幾點愚見:

一、保持頭腦清醒,盡力透過事物的表像去看本質,不受表像迷惑。例如,港府最近努力要推行國民教育,那是為了什麽?這科目要在香港的下一代做成怎樣的影響,而那些影響又對體制有何用處?這些都需要體制外的人透過現象看本質,以免誤墮陷阱。

二、保持頭腦清醒,區別「制度」與「人」。體制中人難免要行惡業,惟有些惡業,是個人一己選擇作出的;有些惡業,則是制度所然,人在其中自不得不作。年初時前任特首曾蔭權被揭發接受富豪遊艇及私人飛機款待,在輿論壓力下,委任前終審法院法官李國能領導一「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李國能在接受任命後乃至其於六月一日發表報告時,多次強調:制度比人重要。(當然,就曾蔭權這個案而言,則既有制度的問題,亦有其個人的問題。如果是周恩來在曾蔭權之位,老側相信,即便制度容許他出遊時住海景總統套房,周亦不會使用這樣的權利。)區別「制度」與「人」有何重要?那是要幫助我們決定什麽時候該批評「制度」,什麽時候該批評「人」,也好讓我們能對體制中人有較多的寬容之心。有時候,的確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些人在體制之下作了一些惡業,如果是體制所然,則我們對有關惡行的批評,應針對制度,而不應過於針對個人,尤其不應當揭人與有關惡行無關的私隱。這樣,我們對不公義事情的批評,也會更加具針對性。

三、保持頭腦清醒,堅持能不加入體制則不加入體制。加入體制有很多好處,如名、如利、如權,有時候還有一種安全感。問題時,這些好處之得來是要付出對等的代價的。任何人一旦身在體制之中,就難免要放棄獨立思考、自由發言、議論時政的權利。這裏舉兩個人做例子。老側港大佛學班學友林煥光在加入新特區班子當行政會議召集人以前,在社會上較能說些批評政府政策的話。然自從加入梁振英的治港班子後,在面對傳媒提問尖銳問題如言論之是否支持政府推行國民教育時,其回應則明顯只能說作為體制內一份子所能說的話。相反,同樣是老側港大佛學班學友、曾在體制內當過教育統籌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王永平,在體制內時對公眾說話解釋政府施政時含糊隱晦,而自從因退休而退出體制後,卻能在報章上對很多政府施政作出深刻明確的議論。就議政一事而言,林之失去鋒芒與王之鋒芒畢露,其原因就在於林重歸於體制,而王則仍在建制之外。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可以拒絕加入體制。如果你需要一份體制內的工作,用以糊口養家,那也就只好「為五斗米而折腰」,別人也怪不得你。但是,要是自己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可以留在體制以外而不必憂心生計,則自應儘量抵抗各種加入體制可得之好處的誘惑,留在體制之外。

老側思路狹窄,只能想到以上三點。自處之道,肯定多於這三點,本部落粉絲盡皆思想活躍之高人,必能想到更多自處之道。故此,本文就此打住。以下請參閱《如秋水長天》全文及其他文章。

附:

(一)《如秋水長天》全文: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一到現實中就沒了。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卻發現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裡跪著。理論上你推翻了幾座大山,實際上你掉坑裡了。理論上你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你活在枷鎖之中。在教科書上,社會總是分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現在可以說,那些大大小小的官——總數估計超過5000萬人——構成了事實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事業是全球利潤最高的事業,一個鎮長可以貪幾億,一個省長可以幾十億,更高級的官員更是富可敵國。最近幾年常常「偉業」這個詞,其實大多數的偉業都是貪官偉業。我們也常常聽到「國情」這個詞,而以下就是真實的國情:我們擁有全球最龐大也最腐敗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的野蠻、奢侈和淫蕩空前絕後,但它卻教導每個人要過一種樸素、節儉、合乎道德的生活。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塵肺病人、結石嬰兒,那些動車事故、校車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看守所裡的囚犯,那些風起云湧的群體反抗事件……可以確定,在未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它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個原因,那就是無邊界、無規則、不受約束的政府權力。

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看政治觀察家們對中國未來的分析和預測,在我看來,這些分析和預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大陸居民在長期專制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它們使中國社會變得野蠻、狂燥,而且極不安全,但同時也讓它更加遲鈍、更加滯重,極難出現制度性的改變。

第一種可稱為「麻木人格」,在極權社會中,民眾被剝奪了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也被視為統治者的恩賜。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無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人們不再考慮這種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俯臥撐,閉著嘴打醬油,連死都是閉著嘴死的。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現在我們知道,如果面對的是單個的流氓,惹不起還可以躲;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麼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

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居民的同情心指數是一個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小女孩慘死於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卻沒有一個肯施予援手。這18人可以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不善良的群體,他們會怒斥身邊的乞丐,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自己的親人也絕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肖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有人為他說話,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在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和裘莉亞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於黃金鄉的草地上,一切結束之後,溫斯頓對裘莉亞說:你和別的男人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
裘莉亞回答:完全明白。
溫斯頓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敗透頂。
裘莉亞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

我們可以把這視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狀,在這個階段,麻木人格就會變成「反社會人格」,人們會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對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徹底的懷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這個階段,他們不再麻木,而是極為易怒、極為暴戾,一點小事就會使他怒火萬丈,然後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復,更殘忍的是,他報復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比方: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於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過,去打小D;打之不過,去打吳媽;還打不過,就去打幼兒園的孩子。這並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屠童案就是明證。

第二種可以稱為「事實接受障礙」, 長期的矇蔽和洗腦教育,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人們不願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是個道德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在中國大陸,談起毛澤東,至少有一半人還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華民族,是他讓億萬人脫離苦海……在天安門廣場的毛紀念館,人們排著隊瞻仰他的屍體,在出租車、私家車上,人們把他的照片當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護。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時代;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大饑荒從未發生,只是「一小撮壞人」惡意的搆陷,目的是攻擊政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饑荒只發生於極小的區域、極短的時間之內,決不可能有千萬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提出了各種可笑的質疑: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萬人坑在哪裡?
這麼大的災難,為什麼從來沒有媒體報導過?
如果真的餓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還要搞計劃生育?
我的家鄉也很貧窮,為什麼沒聽說有人餓死?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那麼請問:你家裡餓死了幾個?
有人說大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相當於中國人口的20分之一,這可能嗎?
……

有一個問題最為震撼,有人問:既然沒飯吃,他們為什麼不吃肉?

第三種可稱之為「奴僕人格」,正如魯迅所言,中國只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他們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都必須與「愛國」聯繫在一起才有意義,讀書是為了國家,工作是為了國家,鍛鍊身體是為了國家,保護視力是為了國家,甚至連性愛都是為了國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其實多半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組織上讓他們恨誰,他們就恨誰,在正常的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好詞,但在這些暴奴眼中,這些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們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義滅親,時刻準備捐獻自己的生命。

這種奴僕人格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人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男人,那就是國家的恥辱;相反,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去找了個外國妓女,那就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止一次聽到愛國憤青講述自己的理想:他們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和滿腔怒火全都發洩在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他們公開地鼓吹戰爭,經常叫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台詞不言而喻: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開談論用民航客機運載原子彈,然後在日本國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聽出上述話語中的殘忍意味。在本質上,這群「愛國」人士和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同樣盲目,同樣憤怒,有著殘忍的念頭和志向,並且極不穩定。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人格應該被視為危險之物,而在中國大陸,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這其實就是在玩火,只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燬一切。

第四種可以稱之為「雷區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進了佈滿地雷的危險地帶。在這裡,法律形同虛設,權力隨時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沒什麼明確的界線,幾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行為,「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話不僅適應於官員,也適用於平民。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艱難的經營中,工商、稅務、治安、消防、衛生防疫……幾乎每一種權力都可能讓他關門,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只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生活中,都湧現出大量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行為,官員拚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開始轉移財產,或者拚命地揮霍,完全不去想明天會有什麼後果。

這種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飛機尚未停穩,人們就慌亂地打開行李箱;開車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個車身的空隙,就會有車不顧死活地擠上前去;只要是排隊,就有人抄捷徑、鑽空檔、破壞規則……這種不安全也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人們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成了遙遠的神話,現在的情況常常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或「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固然有個人素質的原因,但更多還是因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

「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麼。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談起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有許多人衝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那些有中國特色的觀點、那些中國獨有的邏輯,大多都由此而生: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個人。只要忘記這點,就必然會生出許多古怪的念頭,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麼而吃苦——當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幾十年前,有無數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理由就是這些人應該吃苦。這中間有無數的苦難和煎熬,糟蹋了許多人的青春,甚至毀了他們的一生,但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在讚美那些讓他們吃苦的人,並且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見到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為他們所受的侮辱與損害找各種理由,做各種辯護,他們甚至會為這侮辱與損害歡呼。

在中國大陸,「犧牲」常常是一個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這個詞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蹟都在號召人們犧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頭落水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撈上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中失散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謬,這是和平年代,你號召人們不怕死是想幹什麼?他死了你有什麼好處?

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來沒有真正終止,它的遺毒也從來沒有真正肅清,它就在我們身邊。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從沒離開過我們的耳邊,在這裡,我提議大家學學孔慶東教授,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著名的「三媽文體」,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話說完。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來,大陸政府從未停止過要求人們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事發之前都曾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就越厲害,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號召員工無私奉獻,其實質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錢。如果一個國家號召其國民無私奉獻,其實質就是公開的掠奪。有人會問:難道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見義勇為、甘於付出的行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先訂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則不奉獻。

在電視上、報紙上,我們還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某人因為住上了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該領到的救濟金,就眼含熱淚對著鏡頭說:感謝政府!我們不應該批評說這話的人,相反,只應該譴責那些坦然無愧接受感謝的政府,你的納稅人活得如此艱難,你還有什麼臉接受他們的感謝?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麼偉大光榮永不犯錯的組織,它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它的權力是我們讓渡給它的,在某個意義上,它就是我們的保安員或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乾淨,你有必要含著淚感謝他嗎?這不是他應該做的嗎?我無意歧視清潔工,但如果有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還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愛他,遇到這種情況,你就應該問問它:我可以說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該這麼回答:什麼愛不愛的,先把地掃乾淨再說吧。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瑪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惡。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惡。

我們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錢包裡拿出來的,所以要隨時查它的賬。如果你的清潔工說他買一條掃把要幾萬塊,你就該指責他貪污。如果你的清潔工拿你的錢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你就應該指責他腐敗。如果你的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煙,你大可以這麼想:換個人來掃地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的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而自吹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麼都管,可是什麼都管不好。這30年裡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經濟領域,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但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也是它放棄管制的功勞。30年來的歷史證明,凡是政府不再嚴管的領域,中國人都能表現出相當的創造力。放鬆對家電行業的管制之後,短短的幾年間,中國的家電就可以跟國際大牌競爭。而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域,大都是一派死氣沉沉,為什麼國產電影這麼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什麼中國的電視這麼難看?因為電視管制。為什麼中國當代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制。為什麼中國足球踢得那麼難看?答案還是同樣的,因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會聽取各種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要裝出虛心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只喜歡歌功頌德,即使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會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國外都被長篇累牘地報導,但在內地,幾乎見不到一個字。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惡劣的行為、糟糕的結果報導出來,只會讓人們提高警惕,而不是爭相效仿。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30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近幾十年,我們的歷史書上屏蔽了太多的「負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體制的惡行、群體的暴力,這些都應該視為國家的苦難。在這裡我要說,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和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傷口和疤痕,愛那些悲傷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們常常把人分為體制內人員和體制外人員,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制度中,在納粹和北朝鮮這樣的政府之中,為體制效力常常只有兩種結果:一、只有害處,沒有益處;二、少有益處,多有害處。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會有信息員和特務混跡其中,在這裡我要說,即使是你們,也同樣對國家的明天負有責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辦個文、發個照、填個表、抓個賊,那麼你和罪惡的關係並不大,這些工作常常也是維持社會運轉之所必須。但還是希望你能明白,來求你辦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闆,是他們給你發工資,是他們在養活你,你要儘量對他們好一點。即使做不到笑臉相迎,至少也不要橫眉立目。你應該遵守規章、履行職責,但不應該惡意地刁難他們。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不要讓他們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們養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別人的房子、砸別人的攤子、流產別人的孩子、攔截毆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會擁抱他們,只希望你能保留幾分良知。大作家喬治.奧威爾參加過1936年的西班牙戰爭,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敵軍戰壕裡走出一個士兵,那人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奧威爾本來可以將他一槍射殺,但他猶豫良久,最後還是放棄了。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麼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當你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扣動扳機?

這就是「奧威爾的反問」,也是人類有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在這裡,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負有職責,但還是希望你能夠偶爾想起這個「奧威爾反問」,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有所要求,但還是希望你能夠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

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情感、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記恨你;你把敵人埋在腳下,第二年你的腳下就會長出兩個敵人。你所做的不過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懷中。

江蘇某監獄曾經發生過一出真實的慘劇:有位獄警無故毒打囚犯,那個囚犯說:你管我、教訓我,我可以當你是在工作,現在你動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麼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間的私事。現在我不敢還手,但你記住,遲早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幾年之後,這位獄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監獄門口。

我跟你們一樣痛恨這位囚犯的暴行,但還是要說,每位體制中人都該從中吸取教訓。仇恨如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它就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法律虛弱無力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你也不擁有長久的、絕對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就會有人攔截你。現在我們知道,那些被攔截的人不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級官員,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知識?答: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如秋水長天。在我想來,所謂善知識,指的就是有恥有格的現代公民,所謂慈悲清涼,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這二者沒什麼用,不會幫你陞官發財,更不會讓你在濁世出人頭地,但它卻是我們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有時會顯得不夠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熱的時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不識時務地抬高槍口、鬆開扳機、停下坦克,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體面和尊嚴。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我們去郵局寄易碎物品的時候,工作人員會在上面印一隻紅色的杯子,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它如此珍貴,又如此脆弱,應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淨。

(二)慕容雪村在新浪網上的博客(「Blog」也,老側喜歡以「部落」稱之),名字為「葫芦葫芦」:http://blog.sina.com.cn/hawking

 (二)林天悟文章:《「你懂的」,香港不要懂!》(見於2012年7月30日《信報》
 
本月21日,暴雨把北京變成水都,京城豆腐渣防汛系統完全沖毀,官員第一時間不是忙於搜救災民,而是加強力度維穩。

網上流傳一幅截圖,搜狗CEO王小川在新浪微博貼文:「今晚得知了北京大雨死亡的人數,震驚,10秒鐘說不出話來了,超出我任何理性、感性、認知、想像。政府過兩日會公布數據,我無膽說出來。就一場大雨,還是在首都。這個苦難的民族。」

這條微博不久便給人刪除,死亡人數則由「進步、無私、團結」見稱的執政黨隱去。

水災傷亡不准提

四天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召開通報會,滙報水災最新情況,說完受災人口和經濟損失就想走;現場記者群情洶湧齊喊:「死亡人數呢?」但主持人堅持宣布通報會結束,叫發言者退場。

民間不滿情緒升溫,官方其後聲稱截至本月26日,水災死亡人數升至七十七人,但誰會相信呢?民間流傳死者最少數百——因為暴雨時正值周末,很多人窩在環境惡劣的地下房,洪水淹至無處逃生,沒有戶籍的城外人更不計其數,甚至沒人代報失蹤。這種慘事竟發生四年前舉辦奧運會的首都大城,怎不教人目瞪口呆?

水災的死亡真相已變成不能觸及的國家機密,內地媒體人張悅認為官方不許提,原因只有一個:數字超出想像!因此才會把宣傳報道的規格,搞得跟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致,即是要彰顯救災的人性光輝。

到了24日,香港深夜掛起八號以至十號風球,事後內地媒體花特大篇幅報道——《最強颱襲港無一人死亡 繁榮依舊》,內容大概說香港受到十級颱風蹂躪,但市民在颱風過後陸續上班,政府部門緊守崗位,生活如常。報道得到大量網民引用,結尾經常加上一句:「你懂的。」

心領神會的中國人民總能從中讀懂一些訊息。依據慣例,沒有人死不會是新聞,怎麼還成為標題呢?因為這邊廂颶風之下無人亡,下一個問題就是,那邊廂大雨淹死多少人?不許光明正大報道,就只好打出一個又一個「你懂的」的擦邊球,在神州之下,懂得的人還真不少,那是謊言社會的無聲吶喊,受同一種國民教育長大的人,有心的就會聽懂。

記者採訪須撤稿

勇敢的內地媒體不斷挑戰官方底線,傳媒人龔曉躍本月26日在微博說:「《南方周末》八個版在付印前被撤,主管社委苦求未果。北方派過來的大腿和南方某些有抱大腿惡習的細胳膊,你們怎麼那麼不要臉,我們怎麼這麼容易被欺負?」雖然博文迅速被刪掉,但已在網上廣傳。

《南方周末》經濟版記者張育群也發出博文說:「七個同事,在北京跑了超過二千公里,採訪了二十四個死難者家屬,昨天寫完稿就趴床上睡覺了,早上醒來看到消息,只想說二千遍,草尼馬(即粗口諧音)。」除了《南周》外,《新京報》有關水災的新聞也要全部撤稿件,變成整版勸捐的天窗式廣告,為什麼那些深度報道的版面都被撤掉?你懂的。

今年香港書展的「名作家講座」,請來內地作家慕容雪村演講,約四十分鐘的演辭沒有激昂的語調,他說講稿早就寫完了,原本較適合在內地演講,但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內地很難找到講台,只好在香港發表。講稿全長八千多字,標題是《如秋水長天》,若演化成課本,大約是二十課,讀完就頂得上整個中小學的國民教育科了。

慕容雪村說:

不要臉的政府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但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着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高層眼中無讀者

看了以上兩段說話,本港媒體人都明白為什麼這篇講稿在內地不能說,因為愈不要臉的政府愈要臉子,令政府蒙羞的負面新聞當然不能報道。與民眾處於互不信任的狀態,動輒就是成千上萬的人包圍政府部門,實行以暴易暴的原始抗爭,陷入愈維穩愈不穩的輪迴狀況。

近日香港高唱反對洗腦國民教育科的聲音,慕容雪村去年探訪陳光誠時曾遭毆打,他表示:「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香港若推行國民教育科,幸運的會有一批「分清理論和現實」的國民,不幸的話會教出一批理論和現實不分的愚民。

安裕先生昨天在《明報》發表〈醒覺〉一文,談及「美國英國都有國民教育,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美國英國學生在校裏學到的是公民教育,走出校門就可以實踐,就可以活生生的看到。」而身為中國國民,誰都明白課本上的無私執政黨只存在夢幻年代,現實是無官不貪,無權不濫。

內地媒體不斷發出「你懂的」訊息,香港媒體人也愈來愈看得懂,而且有一種「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共鳴感。皆因香港媒體的高層愈來愈懂得玩把戲,以資源有限、年輕化、機構轉型等等各種「理由」,把不肯「緊跟機構路線、不聽上層指令」的記者撤掉,行內有個打趣說法:「不撤稿,就撤人」。

內地媒體都由黨控制,高層就是黨員,自由撰稿人彭曉芸說:「現在紙媒的管理者,不是媒體人,他們是官僚,官僚的眼裏,沒有新聞也沒有讀者;只有,上面。」香港的媒體也有很多官僚式管理層,他們眼中也只有「上面」,也許是政治集團,也許是大老闆背後的利益集團,總之就沒有讀者或觀眾。那些高層冷對外界批評,當臉子也不要,公信力算老幾?

凡此種種,預示了香港新聞自由倒退的悲哀,香港人實在不想懂,也不希望去懂。

(三)老側偶像孔捷生文章:《香港下一代的人格分裂》(見於2012年7月30日《蘋果日報》)

羅范椒芬堅稱無意撤回國民教育教科書,林鄭月娥堅稱國民教育課程「百分之百不是洗腦」,就在此時,薄谷開來因謀殺在合肥受審,正是執政集團「進步無私團結」的絕妙註腳。

香港官二代與富二代均受歐美教育,這點和大陸權貴的後代一模一樣,但論誠實,林鄭和羅范連薄瓜瓜都比不上。早在薄瓜瓜被熱捧為「傑出青年」那陣,他就直言:「我不喜歡國內教育」。看來林鄭、羅范比較像薄熙來,一邊讓後代受西方教育,一邊要平民百姓唱紅。

從紅朝核心和豪門世族數下來,直到看家護院及三千食客,諸如張召忠、司馬南者流,莫不把後代典押給「亡我之心不死」的敵國做人質,卻絲毫無礙他們擁護極權制度及其核心價值的忠忱。很明顯,他們之愛國擁黨,愛和擁的是這個體制,只有這個體制才令他們活得最舒服,得到的賞賜最多,是人格分裂又如何?死死抱住那個不值五毛錢的人格,能有甚麼實質利益回報?

香港典型的人格分裂者,譚惠珠可算一個。當年她不全心全意擁護香港回歸祖國,鼓吹「主權換治權」,讓中國當香港董事長,英國人當總經理。論愛國,她比李柱銘、司徒華等差了不知多少光年!但現時譚惠珠認為六四事件與一國兩制無關,毋須寫入教材。那麼試問,國民教育教科書把「青藏鐵路」、「航天科技」、「政府拉近城鄉差異」、「中央解決房屋問題」寫進去,且不說大陸並未解決城鄉差距和房屋問題,何況這和一國兩制更無關係,憑甚麼寫進去?

日本極右翼扶桑社出版竄改歷史的教科書,起初只在特殊學校數百智障學生中使用,後來覆蓋面最大時也不過一千多學生使用,全日本看過這版右翼教科書的學生百中無一,卻已招致中港愛國人士憤怒抗議,因為它把「南京屠殺」稱為「南京事件」。如今特區政府硬推的教科書卻是覆蓋全港公校,裏頭非但沒有六四,而且中國大陸的教科書中六四連「事件」都不是,六四兩個字亦被徹底蒸發,更不用說「六四屠殺」了。

林鄭說「百分之百不是洗腦」,如果說得準確些,應是「不是百分之百洗腦」,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是洗腦」,這就可以印證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所言,國民教育是「必要的洗腦」。

正是必要的洗腦,繁衍出專制主義下俯仰由人的臣民,滋生出人格分裂的變態者。香港的學生和家長希望見到自己及後代變成這樣的生物嗎?

(四)老側偶像梁文道文章:《我所知道的國民教育》(見於2012年7月29日《蘋果日報》)

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那位同學的不屑、冷笑,與孤獨,猶如夢魘,時不時就會回來提醒我,要我記住自己的無知和醜惡。

那時候我在台灣上小學,「白色恐怖」已經結束,但解嚴還是個很遙遠的事。儘管學校開放,卻免不了「忠黨愛國」那必要的俗套,天天早上升國旗唱國歌,聽到「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總統蔣中正先生」的名號則得肅立致敬;至於抗戰的歷史和「共匪」的萬惡,那就更不消說了。那時候我們還看了不少「愛國電影」,為「八百壯士」的偉績而鼓舞,替張自忠將軍的殉國而扼腕,再加上一幫外省家庭的戰難記憶,仇恨日本自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偏有如此一位本省同學,家中老人多通日語,而且從小給他述說一套絕非國家主流的日本故事,美好得就像《海角七號》裏頭的情節場景。耳濡目染,他也迷上了日本的一切,除了我們誰都愛看的卡通,他還喜歡日本的傳統風物與現代文明,一有機會便想教育我們這群愛國小憤青。

有一趟春遊旅行,大家在長途大巴裏頭呆了幾個小時,不知怎的又聊到了日本。他一如既往,不懼嘲笑地和我們激辯起來。他說日本人禮貌,我們便說他們虛偽;他說日本發達,我們便說那是掠奪的成果;他說日本流行歌曲好聽,我們就說他是漢奸。當他問起我們有誰真的去過日本,有誰真正瞭解這個國家,我們就乾脆急了不只罵他漢奸,還說他是娘娘腔,激動起來差點就要揍他。總之他講現實,我們就談自己不曾經歷過的記憶,根本沒有道理可言。最後大伙齊唱抗日愛國歌曲,越唱越高亢,彷彿這群小學生很快就要上戰場似的。他一個人坐在車窗旁邊,沉默不語,偏着頭瞧向外邊冷笑。

我永遠記得這個景象,記得自己怎麼羞辱一個同學,記得自己莫名其妙的激動,記得愛國熱情中那股奇怪的雄性風格(漢奸為什麼總被形容為『不是男人』?)。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愛國教育,我所知道的戰爭記憶。

(五)老側偶像孔捷生文章:《國罵:草泥馬!京罵:捐你妹!》(見於2012年7月26日《蘋果日報》)

需要英雄的國家真不幸,這是德國大戲劇家布萊希特的名言,筆者將之引申為──需要團結的時刻是不幸時刻。中國人平素不團結,抗日戰爭時最團結,然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畢竟不幸;別以為美國人很團結,十個老美九個觀點迥異,但九一一時他們很團結,那正是不幸時刻。試想六四時香港百萬人遊行,○三年五十萬人遊行,今年四十萬人遊行,那是甚麼時刻?

須知中共建政從來英雄遍地,執政集團不但「進步無私」,而且還「團結」,人民亦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全黨全軍又團結在核心周圍,豈止鐵板一塊,更是鋼鐵長城!依照前面定律,這是不幸國家的不幸時刻,所以這個定律當然要被天朝推翻,在喉舌和《新聞聯播》裏,國家強大人民幸福,於是更團結而且英雄更多。

誰知北京一場暴雨露了餡,此時老百姓很不幸,於是很團結,紛紛互助互救,足夠日後喉舌們拿去做《感動中國》的煽情節目。但是那個執政集團在雨災中沒有出動維穩警力救人;沒有開放任何公共建築收容被困市民;反是機動車收費站繼續收費;警察繼續給停泊於深水中的私家車開罰單;北京市委宣傳部長表揚喉舌媒體「牢牢把握正確導向,報道了大量可歌可泣的事迹」。市民之間守望相助、相濡以沫,都成了執政集團「進步無私團結」的裝飾品,證明社會主義道德多麼高尚,黨的教育多麼成功。
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在災後再度要求官媒,「重點挖掘重災區群眾轉移等關鍵環節湧現出來的大量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他還號召北京市民捐款,誰知招來一片臭罵,素來溫和的歷史學者章立凡發微博:「捐款?我一毛不拔,身為北京市民和納稅人,我已經納稅一個甲子以上,退休金不夠官家一餐便飯。聽說又要為大水捐款了,對不起,我納的稅裏應該有這項開支……捐你妹!」這條微博被瘋狂轉發,「捐你妹」成了熱爆京城的潮語。

內地受過洗腦者,被冷峻現實反教育而逐漸醒悟,官方把白事當紅事辦,災難越多黨越偉光正,國家越是多難興邦,這一套漸漸不靈了。香港特區政府卻要把這堆垃圾照單全收,給香港下一代洗腦。不妨給香港所有學生家長推薦一個視頻,這絕非野史版本,而是大陸央視《新聞調查》專欄節目錄製的《命運的琴弦》,它揭露了藝術院校招考學生的黑幕,這在權力交易的重重黑幕中,只算小菜一碟,但對香港學生家長卻是析世鑑和警示篇,這個節目播出一次即被禁了,當局理由是影響「大局」。那還是○四年製作的,現在的「大局」更爛更黑和更觸碰不得。如此教育,如斯社會還有一絲公正公平可言嗎?(視頻連接: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6859

香港學生與家長看過這段視頻,七二九能不站出來喝停洗腦式國民教育教科書?

(六)